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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学森书信》看科学家钱学森的科学精神 

2011-10-19 08:55| 发布者: 司马亮| 查看: 861| 评论: 0

摘要: 从《钱学森书信》看科学家钱学森的科学精神  2007年09月18日 07:51涂元季 白卫平 我们将钱老近半个世纪的书信经过征集、整理、编辑、加注释等,已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我们总共选出钱老3331封信,是写给10 ...

从《钱学森书信》看科学家钱学森的科学精神 

          2007年09月18日 07:51涂元季 白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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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钱老近半个世纪的书信经过征集、整理、编辑、加注释等,已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我们总共选出钱老3331封信,是写给1066人和单位的,分十卷印出。它的特点在于全部是钱老的亲笔手书,忠于原信,忠于历史,展示了一个全面而又真实的、原汁原味的钱学森。据说这在中国出版界是空前的。所以我在“前言”中写到:“一部《钱学森书信》捧在你的手里,犹如一个活生生的钱学森站在你的面前。读完这部《书信》,掩卷冥思,你不仅可以看到钱学森的‘外表’,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我想,这就是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道理。
   钱老的《书信》内涵十分丰富,本文只讲讲我们从《书信》中所感受到的一位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作者

    一、热爱新中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

    第一卷第一封信就是钱学森1955年6月15日为争取回国,从美国写给陈叔通老先生的,这是一份珍贵史料,印在每卷《书信》的封面。周恩来总理得到此信,才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要回了钱学森。他回国的曲折历程许多人都知道,这里不说了。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回国以后,又写信去美国,动员了一批中国科学家回国。在这些科学家中,最著名的是郭永怀。郭回国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为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虽在1968年因公牺牲,但31年后,即在1999年建国50周年前夕,追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写过一篇长文:“一位科学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学习《钱学森书信》的体会”,近八千字,发表在《人民日报》2007年7月20日第16版。文章发表后曾在网上引起评论,赞颂钱老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帖子很多,不必赘述了。值得一提的一个帖子说:“钱老学习马列的体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是马列过时,而是我们没学好,不愿学,而给自己找到的一个借口”。
   有人可能会说,共产党那么尊重钱老,钱老的《书信》自然都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在《书信》中比比皆是,丹心可表,这是肯定的。但钱老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而且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科学家是最讲实事求是的。所以,他和一般人一样,对当前社会上的许多腐败现象,对于一些干部的不正之风也是很反感的。对此,他在《书信》中也有明确表露。
   对于社会上的这些不正之风,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独善其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和反对一切不正之风,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为此,他给自己定了许多“不”:(1)不请吃请喝,更不去用公款大吃大喝。他连参加各种会议,包括全国政协的会议都坚持回家吃饭。许多单位请他作报告,他讲完就走人,绝不留下让人招待。(2)不搞公款旅游。自从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以后,不去任何外地“出差”,只待在北京,连天津市请他作报告也不去。他曾说:“我对付这帮家伙的办法就是哪儿也不去。”(3)他也不出国,更不会借公款出国旅游,特别是不去美国,美国人表示给他再高的荣誉也不去。他1989年8月之所以接受美国人颁发的“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那是国家政治的需要,是中央领导同志劝他接受的。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代他领奖,然后在中南海举行了一个仪式,由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转交给他。获奖后有人写信向他表示祝贺。钱老回信说:“我觉得美国人给我发奖没什么。评价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最有权威的不是一个什么美国的评审委员会,而是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人民办了点事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他在一封信中还批评一个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舞台技术的小组说:“一个考察小组共4人,竟有3人是官!才一个科技人员,这正常吗?”(4)他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因为他知道眼前的鉴定会中“名堂”太多。(5)不参加任何“应景”活动,如开幕式、揭幕式或剪彩仪式等,他认为这是浪费他的时间。(6)他不题词、不写序,不接受任何礼品。(7)不写传,不同意为他拍电影、电视剧。有人给他写信,说电视剧“华罗庚”拍得很好,您为什么不同意拍呢?他的回答很干脆,说:“因为我不是华罗庚。”(8)他反对将他住过的房子列为故居,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一位老板建了一个“中华养生文化庄园”,拟在园内为钱学森立功德碑和塑半身像,并赠送一幢豪华别墅。他们的这一意向托当时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和政委戴学江转致钱老。钱老于1993年8月28日给丁主任、戴政委写信,讲了三点意见:(一)立功德碑和塑半身像,只能为已去世的人才相宜,还活着的人怎能最后定其功德?又怎能塑像?(二)立功德碑和塑像的对象,在国防科学技术领域应是钱三强、邓稼先等人;(三)我现在行动不便,给我一幢远在广东的别墅我也去不了,我不会去的。还是别人接受别墅为好。(9)甚至他看到新编的“三字经”中有他的名字,便立即给编者写信,要求将他的名字划掉。并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写上一个姓钱的,他建议写已故的“钱三强”,说自己还没死,写进“三字经”不合适。

   二、作为一名科学家,在钱老心中,从来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而且他心中的这个是不分尊贵卑贱的。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他写信求教,他一律认认真真地回答。尽管他工作繁忙,但绝不慢待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他一生写了这么多信的一个重要原因。你能想像,像他这样的大科学家会工工整整地亲笔给一位工人和农民写回信吗?当然与他通信最多的是科技人员。你是科学家,或专家、教授给他写信,他若有不同意见,照旧直书其见。在《书信》中他赞赏过一些人,也批评过许多人,还点评过许多名家名人。当然,钱老的点评都是有严格分寸的,而且是从一个科学家的视角,有独特见解的。你是一位普通科技人员,一名青年学者或大、中学生,他会耐心地对你加以引导,甚至帮助你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85年,湖南省桃源县第九中学高二学生张前劲给他写信,并寄上他关于力的传播速度的论文。信中说他家很穷,连吃饭都困难。钱老接到信后,立即提笔,于1985年10月17日给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写信,说:“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能想像力的传播速度问题,不管计算是否完全正确,也应得到鼓励。而他却说吃饭有困难。”他请毛书记关心一下这位中学生。但你若粗枝大叶,不够认真,他会严格指出你的缺点,甚至连写信日期的错漏,计算方法的不当或计算数字的不准确,外文翻译的不恰当等等,他都会给你一一指出。如果你的基本立论都不对,他会毫不隐晦地指出你的错误,并阐明他自己的观点。在《书信》中你会看到,这位老科学家的批评有时是十分严厉的,但从字里行间你能感受到他的善意,有时还略带幽默。20世纪80年代,江西井冈山半导体厂一位技术人员写了一篇讲宇宙学的论文寄来求教。钱老回信说:“你在井冈山下还想着宇宙问题,志趣宏伟,令人起敬!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都是十分严肃的事,来不得半点想当然。”钱老在幽默之后,又严肃认真地指出他的问题,同时还劝他要多读书,并向他推荐了几本关于宇宙学的通俗读物。

    三、坚持严格严谨的学风,反对一切浮躁甚至作假的歪风。


    现在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浮躁,甚至伪造和剽窃之风。钱老的《书信》出版以后,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评价说:“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科学家了。”这话说的也许过分。但我们可以说,这10大本《书信》处处体现了科学家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严谨学风。这里只讲几件具体事例。

    1.关于科学论文的署名问题。钱老回国以后虽未招收过研究生,但他通过学术讨论、个别谈话和写信等方式,指导过许多人搞科学研究,写学术论文。北京师范大学有位江培庄教授,他研究模糊数学。这在过去,是数学中的一个空白点,因为数学历来是清晰的,严密的。江教授的研究钱老认为很有意义。因为在客观世界中,有的现象本来就是模糊的,就连人脑的思维,人的创新过程也是由模糊变清晰的。所以钱老听江教授的学术报告,约江教授谈话,探讨模糊推理,甚至研制模糊元件等问题。根据钱老的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江教授写出了科学论文寄给钱老,并提出此论文由他们二人共同署名。钱老回信,他在指出论文的几点不足,需进一步修改的同时,严肃声明:“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对的,我决不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要说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学论文的惯例,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有时钱老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那一定是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因为他是权威,名气大,就一定把他的名字排在前面。1986年他和沈大德、吴廷嘉联合署名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用系统科学方法使历史科学定量化”,沈、吴提出钱学森应为第一署名人,但钱老坚持,排名的顺序应是沈大德、吴廷嘉、钱学森。因为他认为在那个问题上,沈、吴二人做的工作比他多,还诙谐地说:“这也是姓氏笔画的次序嘛!”(见《钱学森书信》第3卷104页)但当文章送到编辑部以后,在未告知钱老的情况下,还是将他的名字排到了前面。钱老看到正式发表的论文后曾感叹地说:“在中国要想突破论资排辈真难!”

    2.钱学森一辈子提倡学术民主,反对“权威”、“老头子”学术专权。钱老在力学界可以说是大权威了,但当别人指出他在这方面的错误时,他虚心承认并公开认错。在《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83—84页就有一封钱学森向一位无名之辈认错的信。

    1964年,一位默默无闻,远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年轻人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这位年轻人竟然指出钱老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纠正的意见。信发出后,郝天护一直惴惴不安,不知这位世界力学权威会有什么想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不几天他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在钱老的积极鼓励之下,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卷第1期《力学学报》上。从这件事大家可以看到,钱老的胸怀是坦荡的,他不仅在私下通信中向那位年轻人认错,而且主动提出要在力学界的《学报》上公开自己的错误。钱老的鼓励给郝天护以极大的动力,他后来投身力学事业,成为东华大学教授。

    3.学术讨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懂就是懂,不懂则不能装懂。钱学森虽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但他也很有自知之明。1984年9月,中国展望出版社给他写信,诚聘他为中国市场出版公司顾问。他回信说:“我对经济学只是个小学生,怎能滥竽充数,混迹于学术顾问委员会之中?学术是个严肃的问题,我决不应败坏学风呀!所以退回聘书,请谅!”他在退回聘书时,生怕别人不按他的意见办,所以将聘书中“钱学森”三个字用红笔画了个大“×”。

    4.学术讨论有时要面对面,不能遮遮掩掩,即便是面对名人,也没必要回避。在钱老的《书信》中,您会发现1986年1月8日他给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说到该社出版的一本《茅以升文集》中,有茅老在1961年写的一篇文章:“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钱老说:“茅老当时说的就是我写的那篇东西。事过快25年了,回忆往事是很有兴趣的。”他建议:“《茅以升文集》第二次印刷时,最好能指明茅老评议的东西是我写的,我应负文责。……我想这种文风也是合乎茅老提倡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的。”

    钱老和茅老在学术上的争论,一点也没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钱老担任科协主席时,茅老已是荣誉主席,他对茅老十分尊敬。茅老过世以后,钱老还专门著文,对茅老有高度评价。

    5.学术界还有一个不正之风就是拉帮结派,互相吹捧。对此,钱老也是坚决反对的。1992年1月3日他给国防科工委507所搞脑科学研究的梅磊同志写信,说“宣传您对人脑复杂巨系统的看法,自然很必要。写这类文章按科学文献惯例,注明观点出处就可以了,不要用什么‘钱学森论脑科学’之类的话,那是宣传个人!我们虽有相同的观点,也不能搞帮派呀!”

    许多人给钱老写信,开头总要写一段对他的仰慕和崇敬之类的恭维话。对此,他总是婉言加以谢绝,说他很不敢当,以后千万不要如此。或者向写信人表示,“您的话我只能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我将努力,但愿能做到您说的那样”。他还写信劝一位朋友说:“我知道您对我有好感,您把这种好感装在心里不是更好吗?”有的人做得过了分,给他写了三页纸的信,竟有两页说他的好话。对此钱老就不能容忍了,回信给予严肃批评,并指出:“同志间讨论学术问题不能搞这种庸俗作风”。他对另一位讲好话的人说:“如果我们要研究学问,就得老老实实,不讲客套话。所以您那些过誉的言语真不必讲了”。

    但也有人是真正实事求是的老实人,中央党校的吴健教授就是这种人。他给钱老写信不仅不吹捧,还提醒钱老切莫听信溜须拍马之言,陷入庸俗吹捧的泥坑。对此,钱老十分感谢,1987年2月6日他给吴健回信说:“我很高兴地收到您1月27日的信。都快春节了,还想到要给我写信,提醒我切莫陷入庸俗吹捧的泥坑!过去对此我也有抵制,今后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辜负您的厚望。”

    当然,钱老的学识人品也受到一些名家名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我国著名的中医大夫董建华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书法颇有功力,曾赠给钱老一幅题词,裱好,请钱老挂在客厅。钱老回信说:“先生题词我将珍藏,用以自励。但我决不敢示之以人,因实为过奖,将愧无地自容也”。大名家郭沫若给他写的诗,启功赠的书画、著名画家王学仲教授的墨宝等等,统统按此办法,藏而不露。

    有人写信称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立即回信说,这么称呼他是不对的,不科学的。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有人在信中把他这方面的成就赞誉为“举世瞩目”。钱老回信说:“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真的,但决不是我一个人能取得的。直接参与的就有上千,间接参与的大概上万,几十万。所以应该说,全世界看到的是中国人的成就,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四、在钱学森的精神世界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他对待金钱、荣誉和地位的态度。
    这在《钱学森书信》中有充分地反映。由于这个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一个十分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在《书信》出版以后,首先就此写了几篇文章,讲钱老在这些方面的范例,已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大家可以看文章,这里就不说钱老如何淡漠金钱、荣誉、地位方面的事迹了。不说不等于这个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金钱、荣誉、地位的诱惑,促使许多人犯错误;也是由于金钱、荣誉、地位的诱惑,使学术界出现浮躁之风。有了金钱、荣誉、地位的感觉一定相当不错,但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荣誉、地位的结果一定相当危险!

    我只想讲一点的是,季羡林老先生曾发表文章,说他要辞掉“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等三个称号,他这种科学精神受到人们的称赞。钱老也和季老一样,他在几十年的书信中辞掉了多少个荣誉和赞誉称号?我们没做详细统计。我初步就已发表在《书信》中的统计了一下,什么顾问、总顾问、荣誉顾问、名誉技术顾问、高级顾问、名誉主席、名誉理事长、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委员、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名誉院长、名誉校长、名誉教授、科学大师、战略科学家、顶层科学家等等有30多个。有的单位未经他同意,擅自将一个顾问头衔带到他头上,他立即回信,严词拒绝,并要求“务请公开更正”。他也曾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要求辞去科学院院士称号;给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和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任新民写信,请求不当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等。他的这些请辞信态度坚定,口气绝断,毫无商量余地。钱老的这一倔强性格跃然纸上。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印在《钱学森书信》中了。

    我在“前言”中说,《钱学森书信》内涵十分丰富。这句话不是空的,更不是吹嘘。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从天地生,数理化到文史哲,即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统都涉及到了。而且,他是在吃透了这些科学的本质内涵的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进行点评的。按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先生在《人民日报》2007年8月10日第15版上发表的《钱学森书信》书评上的一句话说:钱老的书信集“几乎是钱学森思想百科全书”。所以我说:“阅读钱老的《书信》你能学到许多科学知识。”同时他的《书信》又充满了智慧,从中你会学到许多做学问的道理,以至做人的道理。钱学森的一生经历曲折,阅历丰富,博学多识而又思维敏捷,善于表达。所以,他在《书信》中还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乃至人生哲理。他这一生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他能生存下来并取得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有人会说他地位特殊,受到中央的保护,受到大家的尊重。但保护和尊重都不是绝对的,你自己还要看清社会和人际关系之复杂,小心谨慎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你地位特殊,那也不能以权威压人,压而不服,适得其反。在搞导弹的初期,一位老科学家叫梁守槃,是钱老手下的“四大老总”之一。他发明了一个火箭发动机中的技术问题的计算方法,是个创新,钱老十分赞赏。但又觉得他取的几个参数值欠妥,所以计算的结果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于是他让身边工作人员刘兆世按梁守槃的计算方法,取另几个参数值,重新计算一篇,所得结果大有改善。于是他批示给梁守槃说:“梁副院长,您的计算方法很有创新,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这是刘兆世同志学习以后作的演算,请您给他改一下。”这样巧妙的批示,梁守槃看后心悦诚服,而且愉快地表示,让大家按刘兆世取的数值重新修改设计。在钱老《书信》中像这样为人处世的智慧比比皆是,如果你用心去读,而且读后用心去想的话,那对你的人生必有教益。所以有些人刚看了几封信就爱不释手,不由自主地要读下去。并且说,钱老《书信》中的许多人生价值的东西似乎在书外,我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如果你不爱读书,就是送你一套价格不菲的《书信》,你一看有10大本,于是连翻都不翻一下,便往书架上一放,束之高阁,那你自然什么也学不到了。我看在今天,爱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听说知识界有些高层人士不读书,成天跑跑颠颠,泡在各种会议之中的也不在少数。

    当然,爱读书的人总是有的。《钱学森书信》的正式推出才刚刚三个月时间,我们就收到了许多反映。在这里我只介绍一下三位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健、韩启德、任继周和世界著名建筑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的反映。

    宋健院士的评价:“涂元季同志:《钱学森书信》十卷已收到。你们完成了一项卓越工作,对后来人了解钱老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学习他的德范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些信件已逾数十年,依然睿智熠熠,跃然纸上。他对各学科的指点和评论将长久为后学所珍爱。谢谢你为后人辑留下这么宝贵的历史文献。”

    韩启德院士的评价:“涂元季同志:《钱学森书信》一套收到,非常感谢!我一直十分敬佩钱老的学识、人品及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不朽贡献,敬读钱老的书信可谓难得的精神享受,从中定能汲取智慧与力量。钱老的书信比起其他介绍他事迹的文章来更加原汁原味,我随手翻看几篇,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感谢您做了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件。”

    任继周院士的评价:“钱老的书信集令我爱不释手。不论打开哪一卷,给哪个人的信,不论懂得多少,我都能够读下去而浸沉其中,从而受到钱老人格的感化和知识的濡染。它给人的东西似乎在书外。这真是一本宝书,奇书。”

    贝聿铭先生给钱老的信:“我对您的功绩久仰,……与您相比我虽‘年轻’,但也已九十,……近日拜读了您的《书信录》,得知您对中国建筑发展之关切,我非常敬佩,并深有同感。中国近年的发展令所有中华儿女为之鼓舞,而城市和建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也更为明显。正确审视中国建筑发展之现状及未来非常重要,渴望有机会与您就此晤谈,并望能籍此引起中国国家领导及建筑界之重视。”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有人会问,钱学森个人这也不要,那也不当,他成天究竟想些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祖国和人民。”你从《书信》中会看到,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他从战略科学的高度,日思夜想,提出了许多超前的思想,也提过许多科学的建议。当他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总也得不到解决时,说“真是心急如火”。

    钱老的一生应该说是功成名就,实至名归了。难道他对自己的人生就没有一点遗憾吗?遗憾总归是有的。在我个人看来,最大的遗憾也许是莫过于人们对他所讲的东西,有许多还不理解。许国志院士曾说,钱老的科学思想至少超前我们一般人10年。上世纪80年代初,他说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当时尚无网络)的发展将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亚于瓦特发明蒸汽机,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当时许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他这种产业革命的提法。这个问题我看今天人们是理解了。钱老在《书信》中又说,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也将在21世纪中期引起一次产业革命。到那时,将会实现农业生产“工厂化”,第一产业农业将变得和第二产业工业一样。医疗卫生和制药业会有很大发展,人的寿命也会大大延长。那时的人将不是“民以食为天”,而是“民以医为天”了。由此可见生物科学和生物工程的重要性。为了迎接这次产业革命,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农业思想。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大农业”概念,包括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和海产业,而且强调,他讲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就草业而言,草业专家们十分敬佩,说大科学家居然关注小草。他为什么关注小草呢?他说,我国有60亿亩草原,是农田面积的3倍。将草业建设好了,不仅能大大缓解13亿人吃饭问题的压力,还能改善环境。为了进一步发展草产业,他建议国家应设草业部或草业局。他的建议从道理上讲当然是对的,但实施起来却有困难。他在《书信》中还提了一些别的重大建议,也未能实现。对此他深表理解,说我提的那些建议,都是从科学技术上讲的。中央在考虑这些建议时就不能只考虑科学技术这一个因素,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复杂因素,所以他从不怨天尤人。但我想,他的内心也必有遗憾。古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果将这句诗改一个字,用在钱老和他的《书信》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即“人生自古谁无憾,留取丹心照汗青”。

    钱老的亲笔书信出版了,就让它留给后人吧。“功过是非任凭后人评说”,这是钱老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我在“一位科学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一文末尾,说到钱老晚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坦然面对过去的“自我”。他很少想过去的事,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只想未来,那自然是祖国和人民的未来。因为对他来说,未来的时日已不多了,这是谁也不可避免的。所以,他的晚年生活得超然而又洒脱,今年已96岁了,身体依然尚可。我想这也是网上有人称他“是条好汉,帅老头”的原因吧!

    温家宝总理8月3日在看望钱老时说:“您的十大本书信集我收到了,您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温总理这句高度概括性的谈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就钱老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是我国上个世纪的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他的《书信》也写于20世纪。一个人物可以过时,一位科学家的成就也会被后人超越,但科学精神是永恒的,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所以温总理在新世纪之初仍然提出“钱老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愿钱老的科学精神为我国一代一代科学家继承并发扬光大,永放光芒!若然,钱老将会感到十分欣慰。                     (2007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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